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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奇和孔子什么关系,《春秋》和孔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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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玄同却认为孔子不作《春秋》,那么孔子和《春秋》到底什么关系?《春秋》是孔子写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关于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其实到现在学界也还有分歧。

首先需要科普一点关于《春秋》的常识。

最开始,春秋一词并不是单指我们现在的《春秋经》。而是可以泛指各种编年史书的。

比如在《墨子·明鬼》里就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记载。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史书都被命名为春秋,比如在《孟子》里就曾记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乘和梼杌就分别是晋国和楚国的史书。

不过后来,其余各国的史书大多已经失传了,春秋又因为孔子而广为人知,所以后世一般说的春秋就专指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春秋》这本书了。

其次,再来说说《鲁春秋》,也就是上面孟子说的鲁之春秋。

在《左传·昭公二年》中曾有记载,韩宣子在这年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见《鲁春秋》。

鲁昭公二年是公元前541年,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此时的孔子年仅十岁,所以这里的《鲁春秋》指的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的由鲁国历代史官编写的鲁国编年史。


了解了上面这些关于《春秋》的基本知识,我们再来说说孔子和《春秋》的关系。


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作《春秋》,也就是说《春秋》这本书的著作权就是孔子。

第一次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孟子,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种看法在古代也最为受欢迎,因为《春秋》在汉初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义为经书,儒生自然认为他应该出于圣人孔子之手。

从写史记的司马迁到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都认为孔子是春秋所作,他们的看法主要是这样的:《鲁春秋》只是孔子创作春秋的基本史料,而《春秋》的体例和规模都是由孔子制定,特别是《春秋》里的微言大义,是原来的《鲁春秋》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孔子利用鲁国旧有的史书《鲁春秋》,写出了一部新的经学著作《春秋》。这种观点在古代为大部分经学家所继承,康有为也是这个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孔子修《春秋》,也就是说《春秋》这本书只是孔子对鲁国旧有史书《鲁春秋》的整理,再加以修订补充,不能算作是个人创作。

这种看法集中体现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序》中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这种看法是把《春秋》看做了史书,孔子及其门人弟子对鲁国旧有史书《鲁春秋》做了一番整理,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有所删改,补正、提炼和加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笔则笔,削则削”,最终让杂乱的《鲁春秋》变成一部规范典雅的编年史著作《春秋》。


不管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孔子修春秋,都认为孔子和《春秋》有很深的关系。只是孔子自己的思想在《春秋》这本书中占比多少的问题。


下面要说第三种看法了,这种看法认为《春秋》跟孔子没关系,孔子不但没有作《春秋》,也没有删改加工《春秋》。

比如唐代的史学大家刘知几在自己的史学著作《史通·惑经》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宋代的王安石又直接讽刺《春秋》是断烂朝报不可卒读,是鲁国的政府公报,杂乱无章,与圣人孔子无关。

但是对这种看法第一次做出全面表述的应该还是民国时期的钱玄同先生。

钱玄同在《论《春秋》性质书》中直接断言:孔子不作《春秋》。

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论语》中没有孔丘作《春秋》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诸子除了孟子之外,也没有人提到《春秋》是孔子所作;他还认为《春秋》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

至于微言大义那一条,言人人殊,可不做深究,但是前两条理由确实是一针见血说到痛处了。钱玄同认为孟子之所以称孔子作春秋,那是因为他是孔门高徒要借重孔子,而且孟子是个雄辩家,为了达成自己的论辩目的,枉顾事实是所在多有的事情,他的说法并不能被看成不刊之论从而盲目肯定的。

后来学者对这种看法也加了一些证据,比如《春秋》中就有“孔子生、孔子卒”的记载,所以孔子不太可能是《春秋》的作者。


三种看法都说完了。读者心中想必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是比较赞同第三种看法的。


最开始我说了,现在学术界对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还是存在争论的。其中范文澜白寿彝等人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或者孔子所修,而顾颉刚杨伯峻等人则认为《春秋》与孔子没有关系,《春秋》也不是孔子所写。其中范文澜白寿彝等人都是通史学者,顾颉刚和杨伯峻都是专攻先秦史的学者。孰是孰非,大家自己判断吧。








孔子是伟大的史学家

正是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孔子精心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资料之一就有《古文尚书》,孔氏家族使得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资料,仰赖于孔子悉心考据和整理。今天我们研究春秋历史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都可以从孔子所述的《春秋》和相关的《左传》中找到线索。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和项羽的火烧咸阳,经过孔子整理而留存下来的史料应该会更丰富。

司马迁对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史记·年表第一:三代世表》序言是这样说明的: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之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在《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史学贡献又一次予以称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甚至司马迁“谱十二诸侯”,都以孔子为界——“自共和讫孔子”。

虽然《史记》这些内容不可全信,但孔子以个人之力大量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事是毋庸置疑的。

在通释《论语》的前后,我通读了《春秋左氏传》。可以说《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我看明白了,但对所谓的“春秋”概念所指却一直搞不清。一般认为《春秋左氏传》所列的“经”才是《春秋》。但实际上这“经”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了,有的只标了诸如“夏四月”“秋七月”字样,后面没记录任何事件。“经”的文字并不多,可整理的内容极少,无非是排排序,不可能耗费孔子很多精力,倒是《春秋左氏传》的文字笔法值得称道,对部分历史事件解释评论的内容极具特色。如果说孔子仅仅抠了诸如“天王狩于河阳”几个字眼,就算修《春秋》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实际上,读《春秋左氏传》明显可见孔子“加工”过的痕迹。试举几例:

《左传·文公二年》在记载鲁国“大事于大庙,跻僖公”的事后加了孔子的评论:“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姑且不论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是否准确;就这个内容看,它显然是后加入的内容。因为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这个被“评论”的事件比孔子出生还早七十五年。

类似的事件还有《左传·成公二年》对卫君允许仲叔于奚可以“曲县”“繁缨”一事,也加入了孔子的评论。《左传·襄公十年》“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原史料基础上后加入的内容。

如果说这些都是左丘明记录的,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的呢!他为什么要刻意加入这些内容呢!这些显然都是孔子为之。 查《春秋左氏传》中有二十八年三十一个历史事件涉及孔子的记录,分别以“孔丘 ”“仲尼”“孔子”来称呼。其中以“孔丘”出现四处十次,孔子自称“丘”三次,以“孔子”出现共两次,以“仲尼”出现共二十七处三十四次,以“尼父”称之一次。涉及孔子参与的历史事件,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礼”转述他人的话里用的是“孔丘”,议论叙述用的是“仲尼”;哀公十四年孔子请伐齐的记载“孔丘”“孔子”都用了。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全用的“孔丘”,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用的是“孔丘”,定公十二年“堕三都”的记录全用的是“仲尼”。用“仲尼”的口吻直接评论历史事件二十一处,以“孔子”评价一处,在叙述历史人物中刻意补叙的内容两处,通过事件中人物转述“孔丘”一处。孔子评论的历史事件,有在孔子出生前发生的,有发生在孔子历世之前的,也有发生于孔子当世的。关于孔子逝世的记录,更非“左丘明”记录,显然是孔氏门人所为。

所谓《左传》对诸如为什么要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所做的解释恰恰是孔子的意思。所以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修“春秋”,不单单是修“经”,他还参与了所谓的《春秋左氏传》的编集整理,或者说孔子修的“经”包括《春秋左氏传》。孔子停止修《春秋》后,他的门人继续了此后对《春秋左氏传》的整理编集,否则《春秋左氏传》不可能把孔子的逝世当作记录的重点。

那么,又怎样理解《春秋左氏传》出自鲁国史官“左丘明”之手呢?《论语》确实提到了“左丘明”这个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第25章)从《论语》这段话的口气推断,孔子以左丘明的判断标准来比较自己的态度,流露出对左丘明的敬重,左丘明不可能晚于孔子。从孔子这里对左丘明认同的口气判断,极有可能孔子所修《春秋》依据的资料就是左丘明一脉传承下来的,或者是左丘明提供的。孔子不但修了《春秋》,还续写和补充了《左传》。《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的序中司马迁确实提到过左丘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如果从司马迁这些话推断,左丘明应该稍晚于孔子。但司马迁的这些话与《论语》中孔子提到左丘明时的语言态度是有矛盾的,不知道司马迁是从哪里获得这些关于左丘明的信息的。总之,这个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的“文”就是历史文献。孔子一方面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历史文化。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了广博的学识,《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关于“坟羊”的考辨,对吴国使者关于“骨节专车”的解释,对“有隼集于陈廷而死”,关于“楛矢”的推测,对“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获之麟的辨识,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历史学识。

人们在概括孔子功绩时,对他的称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为史学家对后世的卓越贡献。作为史学家,孔子的贡献不亚于后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试想,司马迁是国家专职史官,有相应的资料来源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一些想得到的资料,孔子没有“行政”上的支持,所有资料全靠“个人行为”收集,包括他删重就简整理《诗经》,也要从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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