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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明代的财政收入每年有多少,具体是什么项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收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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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我不知道,但是张居正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还有了大量盈余,把飘摇的大明重新扶上正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除此之外任总戚继光等名将稳定国防,用“考成法”即绩效考核的方法整肃官场,“一条鞭法”收税即不管你是干啥的通通交钱,而不是物品,这也是张居正不重用海瑞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海瑞主张的恰恰相反,以物上税!历史的事实证明张居正是对的!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全面性改革,经济、军事、政治统一整治,这就是张居正高明的地方!我们知道晚清的李鸿章等名臣,也是励精图治,可是他们的做法不具备全面性,治标不治本所以他们最终失败,而改革家张居正成功了!

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中国这种大国家,改革一定是结构性的全方位的改革,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终究是徒劳的!

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国祚2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朝灭亡。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一、明末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1.明末财政来源的大量流失

(1) 土地兼并严重,田赋收入锐减。在明代中叶土地兼并的现象就很严重,亲王、公主、外戚、宦官等纷纷通过钦赐、奏讨、纳献、抑买等手段,广置庄田。在神宗时“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庄田,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这

些权贵豪绅,一方面广占顷亩,另一方面却在仗势优免之外,又使用各种办法逃避应该纳服的赋役,从而使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加重了服役负担,迫使农民纷纷逃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弘治时,明政府控制的户数,比洪武减少了150万,口数减少700余万。农民逃亡的严重后果就是税源减少。仅以太仓粮库存为例,在成化八年以前漕粮多过400万石,隆庆元年(1567年)实入太仓364.8737万石,万历三十年(1602年)仅为138万余石,崇祯时期实入京通仓200余万石。

(2) 累年积欠税收沉重,难以全额起运。由于明朝中央对地方经常的调拨、征取给地方的存留往往不足以开支地方的行政所需,使许多的社会性事物无法展开,地方财政时常陷入窘境。而且税收本来就难以全额征收,在征税过程中大户拖欠现象也屡屡发生。出现了“各级地方政府并不严格执行起运存留政策,特别是当中央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从而“消极征税,拖欠成风和遇事请托,截留起运。万历年间苏松两府自万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所欠金花480000两,布3010000匹。天启年间,“工部额编省直银两,皆有关顷。即使依期起解,分毫无欠,而不时之传奉,无名之取,尚不能应。今采木者题留,织造者题留,建府者、军兴者题留;甚则有留至十余年,不留之数亦拖欠不解。”南京户部尚书说“白天启元年至五年,各省拖欠折色共一百余万石。

(3) 军屯子粒流失,国家财政承担大量军费开支。明朝初年,建立起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军屯。一般学者根据史料认为军屯在明朝初期按照朱元璋的设想军队的自给率是很高的。认为“尽管军费是明代最大的财政支出,但由于明太祖实行广泛的军事屯田,所以来自屯田的军饷很充足,国家财政只是补充性质。然而黄仁宇先生却认为“军屯自给被夸大了,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仅仅代表着一种预计的目标,各个层次都对其做了过高的估计。”指出“军屯水平必须根据屯田计划组织的情况加以观察。实际上,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管理部门。仅仅是由皇帝签署命令,要求军官进行屯田,至于财力、物力则由屯军自己去解决。并同意王毓铨的观点歌颂军屯的言辞都不免夸大,夸大到甚至很不符合事实的程度。”不论军屯子粒对明朝的财政所起作用或大或小,有一点必须承认,史料记载的军屯子粒越来越少确实为事实,军费开支不断上升,成了明代财政的沉重负担。

2.财政支出沉重。国库虚竭

(1) 军费激增。明朝的卫所制遭到了破坏,军屯土地的大量被侵占,军屯子粒流人私人,国家必须承担军粮开支。随着军士的大批逃亡、军屯收入减少,募兵制的出现,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进一步加重了。首先,募兵需要募兵银,其次募兵的月粮和饷银比卫所军要丰厚。据黄仁宇先生考证在“1500年前后,北方军营里以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为—个通行上午做法。开始时每个募兵可得津贴银五两,同时还为

他们提供战马和服装。当然也要给这些募兵固定的饷银。16世纪中期每人每年可得白银六两,这并不算少。但是由于白银更加广泛的使用和倭难期间南方数省征兵计划的扩大,使这—数字不断增长。当16世纪70年代南方军队调到北方时,所有的北边军镇都普遍提高了饷银。到16世纪末,许多募兵年饷银为18两,这成为17世纪早期的通行标准。

年例银的增多。随着军屯制的废弛,边方缺乏粮食,米价日涨,政府为维持边军生活,必须输更多的现金前往接济,叫做年例。在正统年问年例不过四十多万两,嘉靖年间渐增至二百八十多万两,隆庆初年无大变动,万历中期就增到三百八十多万两。年例之外又有临时的战费,万历二十年后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就用银—千多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1618—1627)前后十年问对后金的战费用银六千多万两。

三饷加派。明末战事频繁,军费开支巨大。辽饷经过前后四次加派总计达六百八十五万两,剿饷先后加派共三百三十万两,练饷初为四百万两,尔后增至七百三十万两。到了崇祯十六年,户部左右二司新旧饷收支呈赤字。户部左右二司额定收入该银20101533两,但实际收入15845927两,支出21221487两,赤字达5376459两。军费开支巨大,国库空虚可见—般。唐文基先生指出“崇祯十六年户部左右二司所征收的旧饷,值得是边饷和太仓银,不包括存留和起运中的本色米;所征收的新饷,值得是辽饷和剿饷,不包括练饷。如果加上练饷,每年所征银计2740万两左右。再加上本色米麦。数量之大肯定是惊人的。崇祯末年,户部‘所定天下地亩加征钱粮,接有定额……自一钱三分以至二钱余。(倪元璐《倪文贞公奏疏》卷八《复奏并饷疏》)’在正常的年景,1钱2分至2钱余,相当于本色米5斗至1石。这种税率,就当时的农业水平而言,当是农田全部产量的50%甚至是100%。三饷加派这一战时财政政策,对人民竭泽而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 宗室消耗巨大。明朝初年太祖规定宗藩世代享受国家提供的禄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在洪武二十八年裁减了宗室的部分禄米,“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处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处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处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处减。自后为永制。虽然作了调整,但随着宗室人口的不断增多,宗室的禄米越来越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黄仁宇先生统计,皇室成员在不断的膨胀。“在1529年,就报告说玉牒中有8203人,4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28,492人,估计到明末,开国皇帝的直系男性后裔接近100,000人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

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虽然嘉靖时也削减了这项支出,但这项供应还是要消耗大量的政府收入。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当时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的80%。明宗室消费占财政开支比例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无疑藩王宗室确实是增加税收的一个巨大障碍。

(3) 宫廷开支不断上升。明朝初年的几位皇帝厉行节俭,但是到了明中叶以后,宫廷开支不断上升,挪用其他费用的现象屡屡出现。明中叶,皇帝通过每年100万两的金花银,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万历六年,皇帝下令由太仓每年向内库进送20万两白银供。买办”之用,后成惯例。弘治中户部岁入白银243万两,内承运库岁人101万两。内府入银占户部岁额的29%。万历初年岁额1461万两,内府岁人600万两。内府所人相当于户部岁入41%。神宗大婚,提取济边银作制造费九万两。万历五年,皇女降生,诏户部及兴禄寺各进银十万两。为皇长子及诸王举行册立冠婚礼用银九百三十四万两,而袍服之费又二百七十多万两。营造宫殿,仅采木棚{就用银九百三十多万两。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用银十=万两。以上这些款项大部分向国库索取。天启七年,三殿的工价就用银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多两。皇室没有节制的开支破坏了国家财政的平衡,使得国家的财政运转日益困难。

二、明末财政体制的僵化

1.明代财政体制设计的缺陷

(1) 没有弹性的低税定额制。明初制定了税收定额制度,除田赋外,明朝对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有很大依赖,也采用了定额制度。当时的许多官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低税是藏富于民。然而史料中出现大量加派于民的例子说明了没有弹性的低税定额制只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负担。黄仁宇先生这样论道:“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了许多政府职能的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和户口食盐钞制度,这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由于正常的税收收入不能弥补支出,必要的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私下的派征缺乏有效的审核,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而官吏俸给过低,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似的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纳税人不得不交纳更多,特别是那些无法地址的额外征派更是如此。

(2) 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财政责任之间的不良互动。明朝的财政体制创造于洪武时代,太祖罢丞相,将户部直隶于皇帝,财政职权集于中央,防止了某些地区因为财政实力的增强而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中央每年给地方的存留多少没有统一的比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存留部分比例低,在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明朝不征起运粮。但总的来说“起运”的比例远远大于“存留”。有学者通过对弘治十五年的起运和存留进行研究得出该年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地方的仅占32%,即起运存留比值大致为7:3。存留粮归地方财政开支。它包括主要的四种开支:地方官俸禄、生员廪食米,抚恤孤寡病老等社会救济和分封在各地的宗室禄米。其中宗室消费在各地存留粮最为可观,给本不多的地方存留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直接导致其他三方面开支的严重不足,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并不严格执行起运存留政策。吴琦指出“中央过分关注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地方财政的窘境,并引发地方消极征税,拖欠成风,遇事请托,截取起运等各种抵制行为。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中央实际财政支配权的削弱、失效。明王朝步入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吏治愈趋败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2.明末税收管理运作能力低下

(1)明末税收的复杂性加大,户部财政管理功能不足。随着人口密度、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增大,各地经济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但是各地的税粮定额却不能重新进行调整,税收体制淤泥于陈套、逐渐失去了调节经济的积极功能,甚至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加之土地占有、土地租佃及农产品价格所引起的复杂情况使得明中后期的税收越加复杂。全部的税额包括田赋正额、加耗、附加税以及一部分田出之役,还有并入地亩之中的无法征收项目,但需仍旧考虑无偿应役,私派及火耗等项目,使得民众负担大大增加。然而对于如何更好地去简化税收,使它在能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加重民众负担,直到明末还没有作出很好的改革,依然是名目繁多不加改进的赋役。

大多学者认为明代的户部不是财政的决策部门,而是—个大型的会计管理部门,其他五部在一定层面上都涉及到了财政管理,如工部以及兵部管理下的太仆寺、礼部管理下的光禄寺,其帐目都是独自管理,数额比重相当大。户部的执掌很繁重,其工作人员数量也显得十分不足,据太祖实录记载,1390年规定户部的官员有51名,外加160名处理文书事物的吏。在16世纪70年代晚期也只有74名官员和165名吏,其人员数目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对稳定。户部的办事程序主要是枯燥的文书与技术方面的工作,多数官员对其少有兴趣,这些工作多由吏胥承担,而这些吏胥往往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户部与其他部门有相互重叠的利益关系,如与兵部和工部在很多层面上需要相互配合,户部在此扮演的不是独立的财政决策部门,在很多事情匕还要与其他部门

商量协调,但结果仍然出现众多弊病。如军饷问题黄阿明指出“至16世纪明代,虽然明代在军饷问题建立了会计一督炯一覆核—套相当完备的军饷收放制度,以及采取一应措施防止军饷收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拘私舞弊行为;而且户部每年按时按额将各边所需军饷发放到位,但是仍然无法遏制军饷收放中出现的各类舞弊情况,如将领或发饷官员克扣、侵吞军饷等,各边向中央户部、兵部奏请要饷的委拆不断,至啦户部官员难以应付军饷,乃至他们措施不及。"[11]明代中期以后,嘉靖和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国家在宫殿、陵寝方面的营建事务日繁,工部储税额难以应付营建巨额开支供应,工部与户部、兵部之间对全国财政税收的争夺就更加激烈。明末战事频繁,所需大量军饷和修建诸多防御工事,同时税收收入又大量锐减,国库储存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各项开支又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与财政关系重大的户、兵、工三部之间的相互来往扯皮,争夺财政税收,使户部管理功能更加受限。

(2) 地方官吏管理的低效。首先低税收的—个直接后果导致所有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足,而且他们收入低下,无法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个知县每年的俸银仅是27.49两,这要大大低于皇帝一天36两白银的配给。据黄仁宇先生估计“在16世纪明朝政府有官员204000名和吏51000名,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俸薪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物,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其次,绝大多数的财政负担以及各级官员和其仆从的需要都要加派到地方百姓身上,他们又无力逃避、抵抗,就进一步削弱了他们承担税收的接受程度,使得管理效率与税收的关系陷入到—个彼l比牵制的恶性循环中去。第三,明末天灾不断,各地收^锁减,又有拖欠钱粮和下旨诏免的钱粮,而又要履行各项加派,使得各地的财政管理更加复杂,管理上也出现漏洞,使得不法官吏恶意拖欠匕缴钱粮的同时趁机匕下翼手,中饱私囊。

3.明末财政监督力度严重衰退

明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按察司来监督财政的同时加之督抚来监督财政的管理。明初设置层层监督,纵横设置的监督体系确实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王勇军指出然而“嘉靖中叶以后,明代社会已渐渐失去了前期所有的整肃气象,士风日落,封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抱负日渐沦丧.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充斥着整个官场。而品低权重的监察官员也就成为腐败官场单的大溃疡。明代中后期的官场已成为争权夺利的战场。"[嘲在权力角逐之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利用监察官员打击政敌,而对财政监督的力度早已不如以前。《廿二史札记淝载明末“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

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成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膻,而科道转为其鹰犬。(魏忠贤传)周忠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趟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踏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可想而知科道的注意力多已转到权力党派的斗争中去,对财政的监督是越来越衰退了。

三、结语

有明—代的财政管理的不足和僵化到了明末已经把明朝带到了病人膏肓的境地。明朝的灭亡与它的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三饷加派是明朝财政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从国家需要的层面上来说是必然的,而其最大失误在于对其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清朝则完全忽视明朝财政制度的弊端,更多的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也没有进行全面的改革。—个制度的创立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就会显现,而明朝的财政制度从创立之初至明末就少有变革,途中虽有几次改革,也只是挽救了一时的局面,从封建政权的本质上来讲,它的腐朽性决定了它不可衰落的趋势。我们所强调的是明朝财政各个层面的制度性缺陷,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任何一种财政制度,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国家的历史,因此并不应该因为其不合理的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整个影响的丧失。

附1:

明代每个时期的财政都不同的, 据明代太宗实录47卷:永乐4年,天下户口968万,口5152万。赋税:3070万石,布锦136万匹,丝绵29.9万斤,课:钞766万锭,铜2549斤,铁82000斤,铅46600斤,朱砂2080两,茶199万斤,盐139.7万引,军屯粮食1979万石。 孝宗实录第21卷,弘治元年:天下户口911万,人口5020万,田赋:米1956万石,麦677万石,丝36700斤,棉265万斤,布115万匹,。户口钞8842万贯,,杂课钞7300万贯,,盐课204万引,茶课89000斤,军屯粮食293万石,减免税粮798万石 熹宗实录第12卷:天启元年,户口983万户,口5165万,田地743万顷,田赋米2149万石,麦430万石.......浙江,南直隶解运北京太仓325万两白银,铜钱3100万文,糟粮400万石,北直隶和山东3府解送兵部120万两白银,另各省解送新兵军饷白银538万两。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共享年58岁。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辅佐明神宗实行的万历新政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万历新政施行两年之后,国库每年财政盈余就能达到300万两,到1582年,也就是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光中央库存白银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50万两,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10年,当时明王朝的GDP总量全世界第一,远胜于所谓的欧洲列强。---转自《风雨张居正》

总是看见有人说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是300万两,这里是不是很多人有个误区把财政财政盈余等同于明朝的财政收入,这两不是一回事,财政盈余=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如果这三百万是财政盈余,那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也是很可观的,就算是宋朝也没多少财政盈余吧。

附2:明朝财政收入概况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财政收入种类:

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

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

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

第二节田赋与徭役

明初的田赋与徭役多承宋元旧制,但较宋元为轻。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这次变化,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执行:

(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但字面上的诏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督网络。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特别提一下: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

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 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 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 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 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二)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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